偏见1：企业道德无足轻重

　　“当价值在政治和道德的语境中替代了美德，就加剧了社会的非道德性。当我们混淆了善与恶时，当美德与邪恶的界限不明时，我们只有干巴巴地谈论价值而没有道德的提升。”

　　谁也无法否认，在过去20年间，企业对于价值的讨论，以及为了拟定、宣传“价值陈述”而投入的精力都有了大幅增加。但同样明显的一个事实是当前企业的道德水准比大肆谈论价值的潮流开始之前高不了多少，甚至出现了道德滑坡的现象。这与其鼓吹的内容相比似乎很矛盾。

　　实际上，我们或许能够发现我们谈论道德的时间越多，我们的行为体现出来的道德就越少。正如散文家拉尔夫·爱默生所说的那样：“他越是大声谈论他的荣誉，我们越不能在意。”

　　“价值”这个词汇的用法出现了一个微妙的变化。在较早的时候，“价值”是个单数名词，描述的是某个事物的意义和有用性。比如，我们会谈论某些行为方式的价值（比如合作或勇敢）或者某些财产的价值（比如企业和不动产）。但是，现在它却变成了一个复数名词，应用到个人和组织身上，以概括其信念、态度和倾向。

　　我的价值跟你的价值不同。企业想方设法为自己设定不同于其他企业的价值，导致我们选择价值就像选择衣服那样随意。价值有了市场，可以提供多种选择，而且每个人都被鼓励谨慎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别人会根据我们选择的价值来评判我们。换句话讲，价值已经市场化、货币化、大众化、相对化了。价值曾经具有的道德基石已经丧失了。

　　传统上来讲，人们并不认为美德是在多个选项中作出的选择，而是认为美德是一种来之不易的习惯。正因为如此，美德才倍加稀少、珍贵，才更加为人称道。美德是通过勤劳、谦逊获得的习惯，不是生活偏好、短暂的风尚或者实现一个目的的手段。美德更像是人们的信仰、习惯和义务。

　　价值与美德的区别类似于个性与品德的区别。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企业业绩更多地取决于美德，而不是价值；更多地取决于员工的品德，而不是个性。

　　偏见2：管理者必须狂热地忙碌

　　“一般情况下，我们似乎自然而然地会通过增加机制的数量来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把生产率和急迫、速度、更短的交付周期、更快的循环以及忙碌的精神等同起来。人们经常提出的要求不是提高这，就是增加那比如，增加精力投入，提高敬业程度，提高主动性，实现更多改变等。

　　“我们会更加努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地管理人员心照不宣的标语。但凡有点空闲时间，总会有些人不想从狂热式的忙碌中停歇下来，从而提出了一些新要求、新挑战、新目标、新标准、新鼓励，希望用噪声和躁动打破空闲时间的静默。无论任何地方，形形色色的组织都充斥着“变革倡议”。

　　众所周知，在托尼·柿莱尔担任首相期间，英宣了很多倡议。曾为政客、后来转而从事新闻工作的马修·帕里斯总结出布莱尔时期的几种典型的倡议，他称之为“瞎折腾”，具体包括：

　　1.部门重组。一个被沮丧、焦虑折磨的人往往会不南自主地做一些清扫灰尘、把东西重新打包、冲咖啡、把家具搬来搬去等琐碎的事情，而布莱尔所搞的部门重组就是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在政治上的表现。

　　2.频繁任命。布莱尔在任时，任命了多个高官、总裁、儿童部长、特别工作组，似乎任命本身就能解决问题。

　　3.设立调查委员会。布莱尔在任时，设立了多个监督、审议和汇报的委员会，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把令人尴尬的问题无限期地搁置了起来。

　　4.作出不可能实现的承诺。布莱尔时期，经常见诸报端的就是发布了这个计划或者那个计划，而不是实现了什么计划，他还经常设定一止匕宏伟的目标，描述一些崇高的使命，但大多是空头支票。

　　实际情况是，对很多企业而言，如果其组织程度能够降低一些，那么其业绩就会更好。我们不妨看看艾德莱·史蒂文森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当别人问他，如果能够成功当选美国总统，会有哪些计划，他回答说“收敛锋芒，无为而治”。

（编辑：爱动脑）